“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9期丨《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探究人与自然存在的生存意志

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

“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9辑

娄林 主编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INTRODUCTION

拉采尔是19世纪末著名的德国政治地理学家。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就是观察地理环境中人与自然存在的生存意志，由此探究人类政治世界与自然地理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期辑刊所选论文试图展现拉采尔这一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论题”栏目选入四篇文章，分为两组：一组聚焦于地缘政治学的演进与发展，提纲挈领，介绍政治地理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另一组三篇文章都围绕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展开。 

“思想史发微”栏目收入一篇长文《历史作为慰藉——伊瑟林的历史哲学》，研究法国历史学家伊瑟林，可以为政治地理学增加历史维度的理解。

“古典作品研究”选译三篇文章，分别解读荷马、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第一篇探讨了荷马笔下的教育主题。 

编者简介

AUTHOR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作品研究，翻译有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朗佩特《尼采的教诲》、汉密尔顿《幽暗的诱惑》等，一直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的主编。

目录

CATALOGUE

论题 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演进

拉采尔与政治地理学的本质

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和死亡主题

拉采尔政治地理学中的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

古典作品研究

特勒马科斯的教育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的政治理论解读

拉维妮娅的变形记

思想史发微

历史作为慰藉——伊瑟林的历史哲学

旧文新刊

《漢書•藝文志》札記兩則

《史記•老子列傳》辨證

评论

评《卢梭论教育、自由和判断力》

评《权力和人的天性：政治和公民教育专题研究》

内文试读

EXTRACT

拉采尔政治地理学中的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

【节选】

巴辛（Mark Bassin）撰

梁西圣 译  张培均 校

我会吞并整个世界。如果我可以，我会……那些行星……是的，那些行星，如果我可以。我经常那么想。

——罗德斯（Cecil Rhodes），1900年

一个民族不会世世代代一动不动地待在同一片土地上：它必须扩张，因为它在生长。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一  引 言

改编自《黑暗之心》的电影分镜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主要强国展开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殖民占领计划。美国和日本最终也加入这一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之中，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竞争达到顶峰。这种“新帝国主义”最初激起极大的热情，且最终演变为狂热的信念——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借病态的库尔茨先生（Mr Kurtz）之口精彩地如此描述。

但在欧洲政治生活的演化中，人们并不普遍认为这[新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个自然的阶段。这不难理解，因为新的扩张主义路线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彻底背离了19世纪一些更基本的政治传统。在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传统中，民族国家的观念赫然在列。

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理想，民族国家概念实际上激发出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政治生活的整个光谱，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也没有停止。然而，这一理想从根本上受到新帝国主义的现实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的政治和领土扩张，将外国土地和民族并入各自宗主国的民族-帝国国家（national-imperial state）框架之中。不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看，这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所隐含的领土有限性和社会单元同质性不可调和。

这种de facto[事实上的]矛盾所引发的张力，在当时就几乎掩盖不住，而那些致力于推进新帝国主义事业的人，也至少从一开始就面对着极大障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尤其突出，因为[新帝国主义事业的推手们]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正近一个世纪的大众政治传统和理想。必须提出某种政治Weltanschauung[世界观]来取代神圣但已经被感觉到过时的民族国家理想，这种新的政治世界观可能更恰当、更“现代”，也更适合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现实和需要。

我在这篇文章中会论证，拉采尔政治地理学的本质应当放在19世纪晚期欧洲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来理解，更具体地说，它是对刚才描述的民族国家与帝国之间张力的一种特殊反应。自1945年以来，人们就不太情愿讨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毫无疑问，这与1918年以后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可疑发展以及后者在纳粹国家中的“显学”地位有关，当然这种地位存在争议。

拉采尔

这种忽视令人遗憾，因为就后世影响而言，拉采尔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他的政治地理学。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地理学]这个主题在最近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关注。这仅有部分源于人们开始重拾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兴趣，因为许多最好的著作都是由历史学家而非地理学家所撰。

就像当时的普遍做法一样，拉采尔将这些取自自然科学的概念类比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由此建构起一个系统，该系统“科学地”解释并证明了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扩张和物质扩张（physical expansion）的必要性。作为国家生命的“现代”帝国观的捍卫者，拉采尔大声疾呼，反对有些人意图将德意志限制在单一人种单元和民族主权的更有限范围内，即这些人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这类思想的最终表达，以及拉采尔自身贡献的重要性，在1918年以后德意志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变得清晰起来，这一发展曾见证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悲剧高潮。

二 19世纪的民族国家理想与帝国理想

法国大革命主题画作

在经典形式中，民族国家的概念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与拿破仑占领失败之后在欧洲出现的自然权利、民族主权和民族主义等观念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每个民族或国族都有权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其物质基础是某块数世纪由该民族居住和使用，并被公认为该民族所有的领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确然“民族的”人民群体，再加上一个相应的、确然“民族的”领土基础，两者共同形成的有形产物就是民族国家。

重要的是，这种民族建国（national statehood）权利乃是普世权利，为每个民族体所平等地享有。这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一种观点，构成民族国家观念本身的潜台词：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兄弟般的共同体或兄弟关系这一愿景，其中每一个都在各自分离、有限的民族领土的边界内谋求自己独立的民族存在。然而，只有西欧的历史和人口情况才有可能使上述理想大体上得到合理的满足和实现。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理想和愿景。就此而论，[民族国家]这一目标作为日益强烈的大众愿望，至少到1918年都还没有实现，且实际上无法实现。

油画《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西欧以外无法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点，对于我们考察拉采尔和德意志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尤其在德国，民族国家理想的实现，从一开始就不可能。

导向如此结论的因素之一，是日耳曼人种的人口在空间上不集中，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广泛而稀疏地分布于中欧和东欧。诚然，俾斯麦打造出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德意志国家，但他的“小德意志”（Kleindeutsch）方案是将毗邻的奥匈帝国和更远地区的1000多万德意志人排除在外，来建议一个民族国家。

另一方面，出于相同的原因，也不存在一个界定明确并得到普遍承认的专属德意志的领土基础。这些考虑合在一起，必然使德意志在努力以民族国家模式巩固自身的过程中，被迫超越这一模式，并为了将各个德意志irridenta[根据历史或居民的种族应属一国而被另一国统治的地区]聚合为一个基于民族的国家，而走上扩张主义道路。然而，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扩张主义的”一词必须有所限定，因为该词在某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目标是限定的，即建立一个真正囊括一切[德意志民族]的国家。要把它与同时期德意志的殖民扩张运动截然分开，后者的起源和目的均相当不同。

19世纪晚期欧洲艺术地图

与民族国家原则的情况一样，德意志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思想也与西欧的平行趋势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在现代欧洲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以某种形式具体地表现出来。

尽管如此，在许多重要方面，19世纪最后25年仍标志着一个分水岭。首先，[欧洲人]仅在活动范围这一点上便远超过往：从1875年到1914年，每年约有62万平方公里的新领土被正式吞并为殖民地。这相当于此前75年的近3倍，以至到1914年，地球表面约85%的土地要么是殖民地（或前殖民地），要么是殖民列强。其次，帝国试图攻略的地理目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期的扩张大多发生在欧洲人认为基本没有人烟的地区，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的大部。在上述这些区域，被吞并领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成为定居殖民地，吸纳从母国溢出的人口。但是，在本文考察的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扩张的]焦点转移到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殖民运动也更专注于吸收那些多少还完整的社会。最后，殖民竞争者的数量急剧增加，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合众国和日本也加入英、法、俄等“传统”殖民列强的行列。

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扩张的动力已变成疯狂追求吞并新的领土。在这种追求中，对殖民地领土进行合理的经济开发或政治整合的考虑，常常让位于对不计代价持续增长的过分渴望。进而言之，这是一个除了进一步扩张之外没有任何逻辑目的或目标的过程。现代世界中一个先进国家健康发展的根本在于攫取殖民地，这一无处不在的信念对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

早在1870年，迪尔克（Charles Dilke）就表达过对帝国的新迷恋，称印度对不列颠之所以重要，根本上在于印度能保证“广阔的统治，在这个时代，需此来确保思想的宽广和目的的高贵”。

这样一来，扩张per se[本身]便被提升为繁荣乃至继续生存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这一观点几乎让整个时代痴迷，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德意志公式“世界强国抑或衰落”（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中，或者从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对[建立]一个“从开普敦（Cape）到开罗”的大英帝国的由衷渴望中，感受到这一观点真正奇妙的维度。

民众对扩张的新热情与上文概述的民族国家原则并不相符，且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与之对立。正式的殖民地吞并、吸收完全异质的土地和人民，[这一行为本身]已构成对政治体（body politic）这一概念的侵犯；这一概念指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占有自己的“民族的”领土。

殖民地主题画作

同样，这一行为也明显背离了由各个享有平等权利和资格的民族构成的兄弟般的共同体等更古老的观念。菲尔德豪斯（Fieldhouse）评论说，新的“好战性”（bellicosity）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帝国主义列强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事实上，这种好战性似乎是殖民地竞争本身的自然伴随物。纵观整个欧洲，越来越多的人把国际舞台看作一场持续斗争的场所：在这场斗争中，民族利益必然发生冲突，一个民族的收获只能意味着另一个民族的损失和可能的衰落。恰好在这段时期迎来大繁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为这些相互关联的新观念提供了一种知识上的框架和辩护。

凭借某种激进唯物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支配自然有机领域的法则同样有效地适用于人类社会。如他们的导师所教，这些法则是一切有机体进化和不断成长的法则，也是为了活下来而进行无所不包、永无休止的生存斗争的原则。出于国际政治的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政治国家界定为与自然有机体相对应的人类学单位，由此，他们便能直接推出生长——即上述物质扩张——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也由此变成一个网状系统，或者按照流行的比喻来描述，变成了国家有机体相互竞争的丛林，各国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其间相互争斗。取得争斗的胜利是各国最迫切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一国判断自身国际行为的道德和效力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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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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